（文／Nicholas Thompson）在上一篇专栏里，我写道了《华尔街日报》最近刊文，报道了一家名为 Clinkle 的科技创业公司，其中含蓄地提到，这家公司与斯坦福大学有“联系很深”。十几名学生离校进入这家公司工作；数名教授为其投资；还有一位名誉院长担任顾问；斯坦福大学的现任校长约翰•亨尼西（John Hennessy），是这家公司 CEO 在校期间的导师。亨尼西校长还有一个身份——高科技企业家，他身兼 Google 和 Cisco 的董事，这两家公司未来可能成为 Clinkle 的竞争对手或者东家。由此，我不禁好奇，斯坦福与硅谷的界限到底在哪里。或许可以贱贱地问：如今的斯坦福是不是成了一个自带橄榄球队的科技孵化基地？
不可否认，斯坦福仍在培养一个个的罗德学者[1]，仍是罗丹雕塑的天堂[2]。虽然像许多人指出的一样，学校的重心一直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摇摆，但斯坦福给世界带来了惠普、Cisco、Google、Netflix、Instagram，还有 Snapchat。把所有斯坦福毕业生创建的公司都集中到一个岛上，足以形成世界第十大经济体。
这不是好事儿吗，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？
首先，是由教授给学生投资而引发的复杂权力纠纷。接受导师投资的学生是否期望得到好成绩呢？如果公司业绩不好怎么办？如果学生本来不想接受导师的投资呢？如果另一名学生创办的公司成了竞争对手，这会不会影响该生的成绩呢？评分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，不管导师是否决定对一名学生（或即将招收的学生）进行投资。但是，财务关系总是紧张且情绪化的，校方处理这类关系时更需要认真对待。斯坦福的一位发言人表示，该校要求对潜在的财务纠纷进行内部检举及审查。可是，这样就足够了吗？
再说说辍学的问题。当然，这种事情总会时不时地发生。没人会对比尔•盖茨离开哈佛创业的举动说三道四。有时候，是该勇敢追求创业梦想。值得称道的是，斯坦福允许学生暂时辍学，以后再继续学业。但是，一名学生离校和十几名学生一起离校根本不是一码事，更不寻常的是，这十几名离校学生的雇主和这所大学的校长关系密切。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会不会发展成为某种“包就业、包分配”的特殊存在呢？
除此以外，还有个最大的问题。斯坦福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大型在线教育实验。2011年，全世界有16万名学生注册并参加了该校提供的一门在线课程。伴随这一巨大成功，主讲这门课程的教授辞去教职，加盟了一家教育创业公司。亨尼西曾高屋建瓴地谈到，要对斯坦福进行一次“模拟数字转换”，意即加大在线教育的力度。在接受《纽约客》采访时，他对记者说：“海啸就要来了。”
这一切都很不错，甚至可以说振奋人心，但同时也暗藏隐患。斯坦福在未来十年内将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，其他高校和教育机构都将为其马首是瞻。而斯坦福所做的抉择也极有可能使硅谷获益——斯坦福对这点在清楚不过，只消看一眼校友为母校开的支票就能知道。斯坦福与硅谷的界限将更加模糊。如果有一天，教育的需求与营利的专长相冲突时，斯坦福将作何选择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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